外交记忆 | 学习法语的艰难时光

 

作者简介    

蔡方柏 1964年起在外交部工作，历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、参赞、公使衔参赞，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、中国驻瑞士大使、中国驻法国大使。

法语听写曾经得零分  

我参加工作比较早，1952年就在武汉参加工作了，才十几岁。当时的年轻人都有一股热情，很单纯，就想多学点东西，我们机关里有一批年轻人在准备考大学，这对我有很大影响。在周围同事学习热潮的带动下，我白天工作，晚上就补习功课，坚持了好几年。

1956年，我下定决心要考大学。那时考大学不像现在这样有针对性，当时只是想考自己喜欢的专业。我根本没打算考外语学院的任何专业，只惦记着报考武汉大学的新闻系、历史系或者中文系。

可是生活就像和我捉迷藏一样，等来的船并不是我最初想上的。在报名的时候，招生委员会给我们这批年轻人发了一个通知，说请你们考特殊专业，一是北京外国语学院，专门培养外语、外交人才，再就是哈尔滨军工大学。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考军工恐怕有点困难，所以便都选择了北京外国语学院。没想到，我还真考取了，进了法语系。

就这样，偶然接到的一个通知，改变了我的大学报考志愿，随之整个人生轨迹也都发生了改变。而同样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在外语学院的学习竟是如此艰难，差一点就中途放弃了。现在我们讲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，经常会提到底子薄的问题。而我当时在外语学院，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。

尽管我们考的是外语学院，但在当时是不需要考外语的，而我也确实没有好好地学过外语，基础很差，在外语学院头一个月学得异常艰难。经常是一早就起来读课文、背生词，结果到课堂上老师一问，忘了，答不出来。

更严重的，也是最难堪的是阶段测验的时候，比如听写，老师念一段外文，我们默写，当时是五分制，五分是满分，四分是良，三分是及格，两分是不及格。而我得到的分数是零分。为什么得了零分呢？因为做听写的时候有十个错就不及格，而我是这一段全写不下来，前面写那么几个字，后面是空白，老师没法给我打分。这是学习最艰难的时候。

怎么办？我的内心在激烈地斗争着。现在面前有两条路：一条路是我回原单位去，原单位领导是不会拒绝的，但年轻人都有一股子自尊心，觉得回去真是无脸见江东父老，所以这条路我排除了；还有一条路是转学，当时学校的学生科老师也很理解我的困难，毕竟我以前没有学过外语，而且法语也确实是比较难学的。学生科老师也就答应了给我转学，手续都办好了，我准备好行李就随时都可以走了。

但我还是有点不服气，人家能学好我怎么就学不好？临走之前，我不甘心，就去找我的老师唐志强，问他：“我这种底子，究竟能不能学好法语？”唐老师说了一句话，对我犹如醍醐灌顶：“只要发音器官没有问题就都能学好。”我突然明白了，问题不在于我能不能学好，而在于我努力还不够。唐老师的话改变了我原来的想法，使我下定决心要背水一战。回头我就跟学生科老师讲，我不转学了，要学下去。

为了一心一意地学习，我辞去了班长、团支部书记的职务。结果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半年后成绩就达到了良，一年后的考试就得了五分。这段日子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帮助，使我意识到，无论是学习知识，还是发展事业，其实都是一个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，需要坚持，也需要耐心。

大仲马的《基督山伯爵》中有句名言：“人生的一切智慧都体现为四个字：等待、希望。”而我之所以没有与外交事业擦肩而过，靠的就是这四个字。

正是由于我最初的坚持，才有了后来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六位总统交往的故事。

为救学生当上了“侦察员”  

通过多年的苦学，我的法语之花终于开放了。1964年，正在瑞士学习的我直接被派往法国，成为中国驻法国使馆建馆的先遣组成员，并担任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将军的秘书和翻译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，不仅是因为有幸在黄镇将军这位杰出的外交家身边工作，也是因为来到法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。

说到法国，就不能不提到雄鸡，提到戴高乐。法国古称“高卢”，“高卢”以雄鸡为本民族的象征，直到今天，法国人仍然视雄鸡为国鸟。

对于法国的雄鸡精神，戴高乐将军在他的《战争回忆录》中有一段话，可谓入木三分。他说：“除非站在最前面，否则法国就不能称其为法国，唯有丰功伟业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散漫。总之，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称其为法国。”一开始我对法国人的了解是不够的，还是通过许多点点滴滴的事情逐步加深的。

1967年的一件事情，就让我切身体会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技巧。

那是在1967年的1月，当时国内刚刚发生“文革”，尽管按规定留学生是不搞运动的，但都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，还是按捺不住“革命”的热情，正常的学习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。这种情况下，国内决定分批把这些学生送回国。

但意外发生了。1月，第一批学生途径莫斯科回国时，在红场被当地警察打了。消息很快传到法国，留在巴黎的几十个学生情绪激动，要到当时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去游行示威。使馆党委闻讯马上派了参赞和主管留学生的干部去说服他们，说：“义愤填膺很正常，抗议也可以，但最好写个东西，我们给你们转过去。”可学生们就是不干，根本就拦不住，到了1月27号晚上，他们还是偷偷地跑了出去。

很快这件事被黄镇将军知道了，学生们出去后便杳无音信，也不知道抗议的情况怎么样了，他非常焦急。因为我是他的秘书，他就说：“你去吧，带个人到现场‘侦察’一下，看一看情况到底怎么样。”

于是我领命出去，离开使馆时已经八点多了，街上华灯初上。由于是去“侦察”，不好坐使馆的车，我与一位同事坐出租车前往苏联大使馆。快到苏联大使馆时，发现使馆前的街道已经戒严，车子过不去，我们只能步行向苏联大使馆的方向走去。

往前走着走着，就看到了警察，等到快走近时，我听到警察在嘀咕：“又来了，他们又来了。”显然是在说我们两个。这时候，我的心情还是有点紧张的，一边硬着头皮往前走，一边在想，如果就这么硬闯过去，肯定会被警察抓起来，怎么办呢？

就在离警察快十米的时候，我急中生智，主动用法语大声地与警察打起了招呼。我说：“我是路过这里的行人，这个地方怎么不通了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警察说：“不通了，你们赶快离开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呀？”警察不耐烦地说：“戒严了，戒严了，你们快走！”我利用与警察对话的短暂时间，睁大眼睛把现场周围扫描了一遍，只见在昏暗的路灯下，警察用水龙头在打扫街道，学生已经被抓走了。又与警察敷衍了一句，我们才离开这里，上了另外一条街道，坐出租车回到使馆后，向黄镇大使作了汇报。中国大使馆随即在深夜向法国外交部进行了严正交涉，促使法国方面第二天中午就释放了学生。

-End-

文字 | 选自《听大使讲故事》，发表前未经作者审阅，有问题请留言。

作者 | 蔡方柏

图片 | 源自网络

编辑 |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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